见越大，越难沟通。”

“他的事我也听说过一些，从内心来讲，对他我是尊敬的。”任然上了香烟，了一，吞云吐雾地说：“谈也谈过，但在一些问题上本达不成共识。开发区嘛，经济不搞上去还叫什么开发区？可他对招商引资的事不闻不问，一门心思的发展农业，整个一农业县长。”

黎志是从村支书开始起，一步一个脚印到县长的。他之所以能当县长，也正是因为他在农业上很有建树。让这么一个心系农民的人，来开发区当委会主任还真是不太合适，田大院长意识到自己似乎帮倒忙了。

“当官的我见得不少，有能力的见过，没有能力的也见过，但像黎志那样的官却只见过他一个。”田文建盯着二人，淡淡地说：“他当县长时，县委***正好去京城学习，也就主持了一段时间的县委工作。

在那期间，凡是有人事调整，他从不拖拉，总是速战速决。要是人选一时定不下来，需要考虑考虑，他就采取三十计，计走为上计—下乡去了。而且行踪诡秘，县城是向东面走，城后却转到南面、西面或北面去了，并避开乡政府，直接下村，这个村三天，那个村两天地转悠。

城里那伙人没法搞清他在哪里，在村里转悠期间，一旦有了较成熟的考虑，他就请副***和组织长叫下来，三人先碰碰，若取得一致，就打回朝召开常委会。当那些嗅觉灵的跑官者，发现他端着茶杯从会议室走来时，已经迟了，任免文件已送文印室开始打印。于是一个个心里叫苦不迭，暗骂他老猾。”

“呵呵，人事任命竟然能运用主席的战略战术，钻山沟打游击。既避免了庸俗的纠缠，也检查督促了工作，这个黎志有意思。”吴仁想了想，忍不住地赞了一句。

“二位都没当过基层，对公粮的事可能不太了解。”

田文建瞥了任然一，继续地说：“80年代一亩地只要50斤谷，当时的老百姓都踊跃公粮，我们家也一样。改革啊，不但将原来的公粮改为了现金，而且还加重了负担。原来50斤谷，2钱一斤也就10块钱；可现在一亩地要几百斤谷，好几百块钱，而且还打白条。

随着负担加重，公粮越来越难收了，变成了下村粮款；再后来不动，就自己下村去收粮收款；现在是收不到就带着警察下村粮款。如果不信，你们下去问问，看广场上谁手里没有白条。”

“老百姓不容易啊！”吴仁了，以为然地叹。

田大院长端起杯一饮而尽，看着任然那张晴不定的脸，意味长地说：“前年夏粮征收的国家保护价是55，可粮站只收48。补充一下，这是白条的收购价！

之所以打白条，一是便于乡村坐地扣款，另外一个原因是粮站确确实实没钱。其实粮站也不是没钱，只是因为这涉及到一系列扯拉的结算问题，需要有非常级别的主持，才能行这样的结算。但非常级别的是很少的，收粮的粮站和卖粮的农民却很多。反正不打白条不正常，打白条却很正常。”

就在二人听得一雾之时，田大院长突然话锋一转，异常严肃地说：“大环境如此，全省各县都大同小异。可在黎志担任副县长和县长期间，南安县不但从未打过白条，而且还持照国家保护价征收。

也许他不是把搞经济的好手，但他却是几十万南安县百姓公认的好。如果在古代，应该就是那可以得到万民伞的好官儿。”

任然哪能不知田大院长的言外之意，想了想之后，摇笑：“既然这样，那就让他想的工作。开发区现在的工业占地面积才35%，那65%的农村就给他了。”

“任大***，你误会我的意思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