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数理科学到一个难度，我发现外语不行很难专，于是又回去学外语，所谓需要是学习之母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这样一来，学生可以一直保持学习兴趣和成就，就不会失去学习的乐趣，沦为教育单位的指标数字。」

「这样师资不就要翻倍？财力会很吃啊！」韩復榘果然是有经验，立刻就想到级数差异代表师资要增加。不过他不是吝嗇教育经费，而是担心师资不足，以及多预算的教育经费不足推动全面义务教育，让所有人都能受到教育。在他来看应该先求有，再求好。

但是王绍屏知教育是百年大计，实施下去，產生的不只是一代工人，更是一代父母、教师和官员，在未来改革时，这批人会依据自己熟悉的模式来阻饶改革或将改革变形，廿一世纪初期的台湾，学生要读的书越来越多，为了达到书包减重的目标，这批天才官员，想的办法是在教室后面装置柜，让学生不用把全课本背来背去！而不是检讨教学量与学生负荷。因为面对每个学科都自认为自家科目很重要，而且新学科还要抢佔教学时间的情况下，总教学时间不减的定律不能更改，那么就採取教学量不变、教科书还是一样多，但大家依照比例降低时数的掩耳盗铃策略，果然大家都满意，可是书包减重的目标就无法达成了，甚至因为时数降低，原有学科的教学品质下降了，但表面上大家资源分是公平了。

不过这个社会的适应能力倒是很厉害，官方有政策，民间有对策。学校教不完，但考试要考，于是补习班比以前更多，也算替教育產业找到一条路，让失业的浪教师找到工作吧！

在韩復榘问了这样的问题后，王绍屏看了他一，韩復榘后来忽然想到王家富可敌国的背景，就哂哂地笑：「我是个老，不然我们就以此名义招集教育界名来讨论，这样找张伯苓也不会太突兀。老弟，你看呢？」

王绍屏觉得这也是一个一石二鸟的方法，即使不能得到教育界的支持，他也能以实验学校的名义让这些教育界大佬们开开界，研究，看怎么让中国的教育制度定型，而不是全盘照抄国外，或者其名兼採各家之长，混合国外的教育制度，把自家教育搞成画虎不成反类犬的状况。王绍屏很清楚，廿世纪中叶，台湾的教育就是初中国小抄日本，中大学照搬制，职业教育则依据德国的修改，然后用仿照传统科举制度的联考，把这些串起来。结果中小学学生没学到日本多大的服从和集；职业教育没有学到德国的灵活检讨，改系所科目，直到廿一世纪初期还在教已经淘汰的產业知识；而中大学被科举联考绑架，学生变成记忆机，完全不復国教育创造思考的特。在初阶工业时代还能应付危局，到了网路资讯时代，人的能力比电脑还差。

一想到这些痛心的过往歷史，王绍屏同意韩復榘的建议，并且说：「我们就来开个比较教育制度的研讨会，看看各个教育大家带来给我们什么惊喜！」似乎完全忘了这个目标是要结识张伯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