朱祁钰有份观察名单，这份名单之上，都是朱祁钰心挑选的人。

大明的朝臣始终于一贤与不贤的状态，在朱祁钰观察的时候，他们就会坍塌成贤明或者不贤两状态，方便大皇帝选择。

比如刘吉、尹昱、裴纶都在朱祁钰的观察名单之上，事实上，这份名单也在随时更新。

有的时候，臣贤或者不贤，也不由他们说了算。

江渊曾经和徐有贞发生了冲突，徐有贞当初提议南迁，门的时候和江渊走了个迎面。

心思重重的两个人，撞了个满怀。

但当时朱叫门北狩，瓦剌是否南下，京师是否会播迁，都是朝廷的大事，两个人长吁短叹了一番。

江渊对徐有贞说，南迁之议不合吾意，遂加了于谦为首的保京师一派，积极建言献策。

并且在瓦剌南下的时候，参赞孙镗军事，结果孙镗被打到了西直门城墙下，江渊也差被瓦剌人给杀了。

江渊还负了伤，修养了两个月后，挂右侍郎衔，巡视紫荆关、倒关和白羊关。

被瓦剌人捣毁的紫荆关，就是在江渊等人的主持下，征调民夫、调粮银、与工沟通等，最终复建了紫荆关。

“陛下江渊可用。”于谦一听陛下说江渊的名字，就知陛下那个夹袋的小本本上，肯定记下了不少可用的人。

这些都是需要费心力的事儿。

显而易见，陛下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大皇帝了。

于谦有些疑惑的说：“陛下定好了会试题目了吗？这看着上就要闱了。”

朱祁钰理所应当的说：“定好了，于少保要不要看看？”

会试，兹事大。

朱祁钰照历年的开科取士的会试金殿殿试甲朱卷，圈定了题目，这也算是老本行了。

大明的八文，是一很有趣的东西，会试尤其像国考的笔试，内容像极了行策加申论，殿试则像极了面试。

朱祁钰还不是大皇帝的时候，参加国考、省考，考过一段时间的公务员，但是面试老是过不去，没能成功上岸，最后考了个国办教师。

程大同小异。

而且这东西题，完全随皇帝心意，尤其是在大明朝，比如洪武年间的会试就从不孟；有些皇帝比较懒，就会给翰林院编修去题，就会非常严格。

有的皇帝则是自己策问，比如崇祯七年，二十三岁的崇祯皇帝就搞了策问十问，问策天下。

崇祯这十问，问的好不好？很好！

崇祯七年、十年、十三年的殿试策问，可谓是尽了明末的所有问题。

但是从现象里剥离问题，并不是难事。

这些问题的原因在哪里呢？又应该如何解决呢？

问一帮读了一辈圣贤书的人，靠嘴炮能解决问题吗？

崇祯在崇祯十年又问了一件很有意思的问题：为什么唐朝时任用刘宴、李抱真，不到三年就可以富国兵？咱大明朝，咋就不行呢？

其实答案大明太祖皇帝早就说过了，元以纵失天下。

大明除了洪武、永乐年间，对者，依旧是太过于宽宥了。

朱祁钰是从论语、孟、礼记里面选了随便选择了三句倡议节俭、勤勉的词句，让学们自由发挥，策问也比较简单的主要从、德、功，三个方面去手。

“臣不看。”于谦发麻，皇帝又在下饵。

科举本来不他的事儿，这要是个科举舞弊案，他不是凭白受牵连，多看一，算他输。

朱祁钰叹息，于谦他不咬饵儿。

自从李宾言离京之后，朱祁钰又陷了长期的空军的状态，猴不挂鱼，他钓鱼又钓不上来，大计计划，又得等到会试、殿试之后才能展开。

于谦要是如同胡濙那般，能够不遮不拦的在朝堂上，大声的喊，臣诚无德也，拿那「楚曰：我蛮夷也」自保的架势，还需要朱祁钰费这么大劲儿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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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谦太过于君了，一些小人要对付他，实在是太过于容易了。

自古以来，君都比小人好对付的多。

比如京师之战后，那么多御史弹劾于谦，朱祁钰杀了以顾耀为首的三个御史、外放了陈镒和贺章，这些人其实当初都攻讦过于谦。

但是于谦从来不想着对他们行报复，更不申辩，端着一大丈夫正不怕影斜的劲儿，就那么矗在朝堂上，德标杆。

这样的人，会成为众矢之的。

只要能够离间皇帝和于谦的关系，于谦这样的官员，就很容易被孤立，最终只能迫不得已致仕，或者称病不视事儿自保。

不过好在，现在朝堂上又多了个泼不的胡濙。

想倒于？得先跨过胡濙这坎儿。

跟胡濙斗，那得至少从建文朝开始积累四十年经验，否则想斗翻胡濙？

大明需要于谦这样的刚正臣，也需要胡濙这样的富有弹的官僚。

朱祁钰和于谦继续聊了聊关于农庄法的，最主要的是关于甲首、里正、掌令官三级乡野理农庄的理吏员的培养之事上。

乡野之事，一都不比朝堂上的轻松。

于谦就陛下关于清汰老弱，老弱回乡的问题，提了自己的见解，比如为了防止乡野现新的缙绅，不应该让退伍军卒回自己的家乡。

于谦认为京营老弱回乡，还是不要回自己的乡的比较好，可以在临近的乡挂职。

掌令官掌乡，里长掌村落，甲首十一。

京营里的老弱，到了乡野，那可不就是老弱了，京营悍，回自己乡里，难免会现军卒恃恩自恣，纠集亲朋，让里正、掌令官难，也让大皇帝难。

但是换个乡，不再自己的本乡任职，就可以很好的解决这问题。

于谦犹豫了一下，试探的着问：“陛下是准备打算对籍行梳理吗？”

“陛下对京营行了清汰，是所谓不腐、枢不蠹，动也。”

“但是臣以为，下并非良机。”

于谦是有担忧的，就像陈镒所说，陛下的步伐一旦开始盲目，没有了章法，大明这艘船真的有可能会沉的。

大明万世不移的籍制度，的确是需要改变，但那不是一诏书的事情，就可以解决问题。

即便是下了诏书，但是这制度的存在土壤还在，那他就不可能被执行。

就像是陛下所言，制定零利钱的律法，本不可能执行，反而会滋生青稻钱的泛滥成灾。

朱祁钰摇说：“暂时试行一下，一步一步来，心急吃不了豆腐嘛。”

于谦重重的松了气，他就怕陛下急，反而把善政变成了苛政，要知那些个被压得抬不起的官僚，都在等着大皇帝犯错，然后疯狂反攻倒算。

什么时候天下罪之？皇帝犯错的时候。

朱祁钰和于谦关于农庄法的一些改良，而充分的换了意见，双方达成了诸多广泛共识，对分歧，保留了彼此的意见。

比如朱祁钰对【被俘的土匪】的意见是，有血债的直接杀死，没有血债的土匪，直接送大明的古拉格大酒店，扔到煤井司去挖煤到死。

但是于谦对这些土匪主张区分对待，对于手上没沾着百姓鲜血的土匪，以改造为主。

朱祁钰完全不认为吃过生的野兽，还能还素。

即便是他们的双手没有沾过百姓的血，难就没有为虎作伥、以壮声势吗？难就没分享过劫掠的好吗？

他们即便是没有杀过人，那也吃过人血满，送他们去煤井司，已经是天大的恩赐了。

在这个中世纪还有两年才结束的时代里，朱祁钰没有奥斯维辛游乐场，已经很宽仁了。

朱祁钰为何对这些【被俘土匪】如此大的意见呢？

他们不是被缙绅、势要豪右之家，迫上山，落草为寇的吗？

朱祁钰可是数次宣旨，让人给山里的土匪递话，告诉他们赶下山，农庄法持续一年，朱祁钰才让京营动手剿。

他给了很长的时间了，难再给他们一段时间，他们就下山了吗？

于谦负责劝仁恕，他自然持认为，这里面的分人，可以改造。

事实上，于谦在民事方面的见解，一向是对的。

比如乡野的懒汉地、游惰之民、城里的乞儿，这些人都改造的很好。

于谦也是说服了陛下，他说了几个理由，比如山间通不便，不闻王训；比如他们不相信朝廷，不信官府；比如被拘束限制，无法离开；比如朝廷看所费靡甚多得不偿失等等原因。

既然于谦说他有办法改造那些下山的土匪，朱祁钰也乐见其成。

于谦的仁恕之想来只对百姓，只对社稷，他俯首说：“这些人他们也是大明的百姓，迫他们落草为寇才是主谋，陛下。”

“臣请教化安抚，不效则治臣之罪。”